明朝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个被骂垮掉的朝代，在这个朝代的权力格局中除皇权、阁权与宦权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权力可以称作“骂权”。掌控这项特殊权力的是明朝的言官群体，在明朝中前期他们大多能够秉持公义、尽心履责，基本做到了对“骂权”的合理使用，确实如朱元璋所愿地发挥了净化官场、纠驳弊政的作用。
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越来越滥用“骂权”的言官群体逐渐异变成莽撞的破坏者、党争的操弄者、腐败的贪敛者！他们骂得皇帝不上朝，骂得官场撕裂对立，骂得朝堂如同菜市场，骂得崇祯求和不得、迁都不能……他们党同伐异操弄门户之争，他们贪赃枉法残害官民，他们坐视崇祯逼上煤山自缢而开门迎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赴死前所说的“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饱含着对已经腐化堕落的言官群体的极度绝望。
鉴于对元末腐败吏治和农民起义的亲身体会，朱元璋在制定明代言官制度时，除了是对历代以来监察体制的延续以外，更重要的目的是要组建一支忠于皇帝、保卫皇权的政治力量，他曾说：“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见听，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有功于社稷人民也。若君上乐于听谏，而臣下善于进谏，则政事岂有不善，天下岂有不治？”
可见，朱元璋对言官作用的认识是站在维护朱明政权安全的高度上的，其后的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等人也同样非常重视培养言官群体的良性习气，明朝前期的多位皇帝经常通过“诏求直言”、“诏群臣极言时政”等求言诏的形式鼓励言官积极进言。
得益于这种良好习气的培育和延续，明朝前期百年间的言官群体总体上是淳实的，起到了规劝君德、净化吏治的作用。他们上书谏事言人基本做到了出好恶之公、辩是非之正，沽名钓誉、虚妄矫激之徒只是间或有之的少数。真正出现蜕化苗头的标志事件是明孝宗时期的“两京言官之狱”，这个事件的背景虽然比较复杂，但直接效果是明孝宗对意图挑战阁权和宦权的言官势力的两次强力遏制。
“两京言官之狱”这一事件表明，明朝言官群体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自身的特殊职权，参与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和争取自我群体的政治主导权，他们的这种行为已经到了需要皇帝干涉司法审判来进行压制的地步。而在那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阁臣势力甚至已经无法与言官势力抗衡，而宦官势力则与言官势力战况焦灼，明孝宗于是以“两京言官之狱”警告言官群体不要争权夺利、不要肆意妄言。
虽然明孝宗对言官的整顿取得了阶段性效果，但在随后明武宗时期言官群体很快走向失控。这一时期的言官逐渐意识到自身的人数规模优势，他们越来越多地通过群体性行为来增强言论的力量，比如在群起弹劾刘瑾等宦官、群起谏阻武宗南巡等事件中，动辄是百十人一拥而上，越来越多的言官习惯于热血上头、相互声援和意气用事，往往使事情陷入僵局而无法收拾。
尤其是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事件、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事件，不仅纠缠数年乃至数十年得不到妥善解决，反倒引发皇帝不愿上朝、官场撕裂对立的恶性后果。虽然他们的宗旨是所谓的为社稷、为公义，但这种蜂拥而上、极不务实的群体性行动，不仅在效率上极低下，更会使局面陷入难以处理的死结境地。
如果说这些事情中的言官群体是好心没有办成好事，那么越来越多的贪贿敛财、趋炎附势、结党营私的言官们就完全是作风上的腐化蜕变。作为负有整肃吏治责任的反腐者，明朝中后期的言官不幸成为了腐败的急先锋，他们索贿贪腐的事迹几乎不绝于史。正德年间御史胡节巡按山东贪贿敛财，回京后给刘瑾送上大礼。嘉靖年间御史陈志先巡按江西收贿“不下数万”，隆庆年间御史孙以仁在淮扬“侵匿盐银千余两”。
诸如此类反腐者变成贪腐者的事例，在其后的明朝是数不胜数，无孔不入的权力沦为了言官们蠹蛀国家的超级通行证。
除了贪贿敛财之外，明朝言官群体的另一个致命蜕变是朋比为党、参与党争。明代党争以在万历时期为祸最烈，一时间出现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东林党等数党倾轧朝野，言官们也分居各党掺和其中。他们中许多人在后来阉党得势时甘愿为之充当鹰犬，以自己的言谏监察权做起了爪牙打手的勾当。
明朝后期的言官依附权贵投身门户，越来越不再为公义发声，而是为谋算私利、为门户之争鼓噪。“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撰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事淆矣”。正是这样一群极度堕落的言官，在崇祯时期的裁撤驿站、与清和谈、都城南迁等等重大国事中，成为直接影响最终决策的莽撞力量，明朝的衰亡有他们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朝的政治体制是出了很多怪事的，言官制度的最终失控就是其中之一。明代言官在明朝中后期的破坏力是异常强大的，将之说成是“言官之祸”也毫不为过。
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明代言官人数规模的膨胀。言官在历代封建官僚体系中都是握有重大职权、担当重要角色的一个特殊群体，历代封建统治者看待言官的心态其实是比较矛盾的，既期望言官善用职权发挥监察作用，同时也害怕言论走向失控而反噬。
为此，各个朝代不仅普遍最大程度地压低言官的官阶品级，另一个更重要的做法是严格限制言官的人数规模。《孝经》中说“天子有谏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意思是皇帝只需七个称职的言官就够用了。从各个朝代的言官数量来看，东汉、晋代和宋代仅为一二十人，唐代和元代仅为三四十人，西汉和清代仅为六十余人，仅隋朝在高峰时的言官规模超过一百人。
由言官发布言论而形成的言路类似于一个体制内的舆论场，而舆论要想形成威力则必须要有足够的规模和声量，所以人数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尽管言官写的舆情文章是直达天听的，但只要限制言官人数就限制了舆论威力的当量，皇帝就不用担心发生舆论风暴而影响自己的决策。
但是这样一个既让言官发挥作用又能有效管控舆论烈度的运行模式，在明朝则因为言官人数的大增而被打破了。在明朝前期的政治环境里，皇权与相权之争、皇帝与勋臣之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主要矛盾，其性质属于明帝国最高权力的分配问题。这些矛盾在朱元璋时代是很尖锐的，至少朱元璋认为这些矛盾已经到了有我没你的地步，明代言官人数规模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迎合这种斗争需要的结果。
相比于历代几十人上下的言官规模，由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组成的明朝言官群体，在人数规模上堪称是空前壮大，其六科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的常备员额是58人，都察院的都御史至少有8人，监察御史的人数则定额为110人。明成祖迁都之后实行两京制，南京的科道系统里有给事中约7人、有监察御史约33人。所以明代言官的规模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在216人以上，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朝代，他们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来运作大礼议、争国本这样的舆论风暴。
除此之外，明朝言官制度的最终失控而迸发出强大破坏力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言官内部的职权已经不再有分工和设界限。给事中和御史在明代以前是有着明确分工的，给事中作为谏官的职权是谏诤规诲、封驳制敕，重在言事；御史作为台官的职权是纠举官邪、肃清吏治，重在纠察。但随着宋代台谏合一做法的发展，明代时谏官与台官的身份区别已经变得十分模糊，给事中和御史的职权界线也就几乎消失了，也就是说历代以来对于言官细化职权、窄化职权的做法被明朝抛弃了。
比如，明代规定给事中“凡政令得失，军民休戚，百官邪恶，皆得言之”，“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又规定御史“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到，明代给事中和御史的职权已经高度重叠，原本彼此分离的台谏两项权力在他们身上合二为一，他们拥有了可以管一切人一切事的无上“骂权”。
明朝中后期言官群体的强大破坏力，正是源于明朝言官人数和职权的空前扩大化。总结中国历史上的言官制度，其他朝代是一派，明朝是自成一派。其他朝代的言官制度只算是封建官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拥有的能量虽然不可小觑，都总体上都处在可控的状态之下。唯独明朝的言官群体，如同从历史长河中跑出来的一群脱缰野马，跑进明朝官场上成为了一股强悍的政治势力，他们的表现深刻影响了明帝国的兴衰。
实际上，言官制度在明朝出现的这些特殊变化，正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在明代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特定体现。作为皇帝的耳目之用，言官所拥有的几乎没有界限的管人管事的权力，其根源就是无上皇权在言谏监察领域的延伸。也正因为此，明朝前期的言官有着维护皇权的自觉倾向，在朱元璋打压相权与勋臣的“胡蓝之狱”中，言官群体出于自觉维护皇权的揭发弹劾使朱元璋在斗争策略上得到了极大的便利。
但是当朱明皇权逐渐走向君臣名分落定的正轨时，明初言官群体所具有的过剩能量便失去了最初的用武之地，这股强大的能量一旦走向失控便成了反噬己身的惊人破坏力。明朝历代君主对朱元璋祖宗之法做过许多重大改变，但唯独对其言官制度绝少进行过改变，最终这个庞大的言官群体随同整个官僚系统腐化堕落，为明朝的衰亡压上了一棵沉重的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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